血跡斑斑

第一次，我怕被警察攔下來…

(圖為-高雄榮總急診PGY時，上頂樓接外島後送的病人時拍攝)

2009年04月，我在馬祖的東引島服役，我們醫院是島上唯一的醫院，雖然島上有衛生所，但大部份醫療任務是委託我們執行，如急診，衛教，海上醫療支援，當然，最重要的就是緊急醫療救護。

記得那天早上，天氣還不錯，起床後，想像今天應該也是個愉快的日子，做完例行事務就上診間看診。十點鐘，有民眾打電話來，說有釣客「墜崖」！請我們派救護車前往支援，心想…真的假的，心情瞬間也掉落谷底。電話中還提及，因為掉下去的坡度太陡，無法人力接駁上來，還得請海巡人員派船由海面繞到峽灣處接回。一聽簡報，就知道今天有的忙了。

一位醫官隨救護車下去待命，而我就和學長在急診室確認一下各種急救器材及藥物是否妥當，包含了氣管內插管喉鏡組，當然，是希望不要用到這個。

過了一個半小時，病人才輾轉由海巡人員接上岸，送至醫院，病患體溫略低，攝式35.2度，意識混亂，後枕部有傷口，持續流血，昏迷指數E3M5V4共12分。初步推斷病患有外傷性腦出血的可能，這類病人在台灣，如果生命徵象穩定，就會安排腦部電腦斷層檢查，評估是否有腦出血。然而，現在我們是在馬祖的東引島，島上不只沒有這種先進儀器，連醫院的X光片都是要用藥水手洗(顯影1分鐘、水洗、再定影1分鐘)。然而因地制宜，不同環境就有不同做法，看看病患的雙側瞳孔，左右都是3.5mm，有光反射，傷口約8公分，靠右後枕部，身上還有多處擦傷和小撕裂傷，但無肢體骨折現象，雙側呼吸音正常，心音正常，血壓偏高162/98mm-Hg。經烤燈回溫後，意識有稍微回復，昏迷指數E3M6V4~5共13~14分，暫時是不需緊急插管，但仍需注意後續變化，及觀察有無IICP sign(腦壓增高的徵象)。

學長交代另一位醫官先處理傷口，就立刻與馬祖本島-南竿的縣立醫院聯絡，因為該院有電腦斷層設備。對方電話上回覆說，他們也建議要腦部電腦斷層，只是今天沒有船的航班可接病人到南竿本島，而病況又不適合小艇接駁，海上顛簸對病人太痛苦，風險也高，所以只能申請直昇機接送。然而他們醫院目前沒有神經外科醫師，如果需進一步處理，他們也得送回台灣，所以建議我們還是直接後送台灣。

既然有了共識那就好辦，我們拿出平日準備好的「一疊」緊急空中後送「待填寫表格」，開始聯絡中興航空，縣立衛生局，台北三軍總醫院等，流程免不了花一些時間，從啟動到直昇機飛來，大概二個小時左右。在確定航班後，接下來就是決定誰隨機飛回去。因為病人病情是不穩定的，機上也需醫生陪同，學長就說：「那就是你啦。」

這可是我第一次坐直昇機，護送病人本就是我們的本務，另外也可順便回台灣休假，當然義不容辭。趕緊上樓拿出自已的行李箱，把簡單衣物打包，就上救護車。學長也貼心準備一個隨身包包，裡面有插管用的喉鏡組和事先抽好的急救藥。當然心裡一直在祈禱，最好用不到，平平安安到台灣。

到達機場，在螺旋槳造成的強風中，把病人連同擔架由機尾推上直昇機，我就坐在病患的頭側看護著，而病患的其中一位朋友也一同上飛機，以利到台灣後可以協助辦理一些手續。但此時，副駕駛突然跟我說：「你的行李箱太大，沒有空間放，所以不能上飛機。」也不知是風太大他聽不清楚我的回答，還是他跟本只是想知會我一聲，完全不待我反應，就把我的行李丟下飛機。這下可好了，回台灣我可怎麼辦，但現在病人比較重要，不管了，到時再說。

隨著引擎加速聲音，我感覺得到我們離開地面了，但就那一瞬間，連機帶人，被側風一吹就往外飛出，我看著另一面的岩壁，心想著，還好風不是往那邊吹，不然可是連台灣也回不去了。說真的，坐救護直昇機沒有很舒服，空間有限，晃動的也很厲害，而何況擔架就占了大半空間，我和病患朋友只能膝靠著膝坐著。   

俗話說的好「災難通常都不會只有一件」，在飛行了五分鐘後，不知是因為我在強力晃動中一直盯著生命監視器會頭昏，還是緊張，或者我本身就會暈船的緣故(雖然我不曾暈機)，我的胃部有股不適感，加上病患身上的血腥味往上「對流」後，我感覺到…『我-想-吐!!』

該死，這時到那去跟「空服員」拿嘔吐袋，總不能吐在病人身上吧。看見旁邊一包4x4的紗布，馬上打開一角，抽出紗布，一陣翻湧，總算來得及幫把我未消化的早餐找到容器。告一段落後，又發現不妙，怎麼我的左大腿有血滴下來，馬上檢查傷口，原來是後枕部的傷口在流血。那時醫官在醫院時只大針帶起來，加上病患縫完就平躺，有壓迫作用，所以沒有發現有條小血管會滲血，這時我那還能在這晃動的飛行器上幫他縫傷口，而且也沒有器械呀！只好採用最原始的方法，「壓迫止血法」。

在搖動不已的地方要保持定點真的很難，我只能儘量壓住，雖然部份血水已滲滿後左大腿和小腿和沾到半面外套，但此刻已不重要了，我在乎的是病人的生命徵象是否隱定，幸好昏迷指數和意識、瞳孔都沒有變化。就在快到台北松山機場前15分鐘，我又吐了一次，我確定，還是早餐，沒有昨天的宵夜的殘跡。此刻的我，只想快點下飛機。

因為有事先聯絡，救護車早就在停機坪等待我們，隨著病患回到三軍總醫院，他馬上接受了一連串檢查，包含腦部電腦斷層。最後診斷是左側顱骨骨折併硬腦膜上出血，出血量不多，不至於在運送途中出事。而且硬腦膜上出血，有時會有Lucid interval (清明期)，病患會有一段時間意識是清楚，然後才突然急劇惡化，只希望病患的病情不會如此發展。經過一番折騰，把病患送上加護病房後，我打了通電話回單位報平安，並告知診斷及結果。此時身上的腎上腺素才開始停止分泌，就在我身心俱疲，放鬆的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…

記得嗎？「災難通常都不會只有一件」。我想起，我的行李沒有帶回來!!沒有衣服可換就算了，但我穿的是綠色工作褲，沒有口袋，所以自然我的錢包就不在身上，沒錢，怎麼坐車回家?如果我是台北人，還可以跟司機打個商量，「大哥大哥，請你先載我回家，我上樓再拿錢付給你，要不相信你也可跟我上樓」。可是我要回嘉義~

看看手機，電池只剩下一格，打了台北的親戚也沒人接，加上學生時代讀軍校時很封閉，也沒有太多人脈，只好硬著頭皮找一位醫院實習時還滿熟的學長借錢。他聽了後的遭遇，啼笑皆非，但還是願意幫忙。我想快點回家，所以決定坐高鐵(1440元)，便開口借了兩千塊，他人真好，一口就答應，不過他說利息會算高一點…    

帶著無比感恩的心，坐車到台北車站，買了高鐵票，便在位置上等待。此時覺得有股令人做噁的血腥味竄上來，一看衣褲，天啊，怎麼左半邊的外套和褲子都是血跡，有些還乾掉了。這副德行出現在公共的場合，只能說全身不自在。眼角餘光，看見遠方的角落有警察出現，心裡暗叫不妙，因為我沒有錢包，也意味著我「沒有證件」，身上只有這隻快沒電又不能照相的0元手機。我想，如果我很「誠實地」跟來向我臨檢的警察伯伯說：『不好意思，其實我是醫生，我今天剛從馬祖-東引島後送病人回台灣，但行李帶不上直昇機，所以沒有證件。身上的血真的是病人的，因為沒有行李所以無法換衣服，也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衣服，我剛剛跟人家借了錢準備回嘉義，我家的住址是...』他們是會相信我呢？還是只會覺得我的故事很精采呢？ @_@

或許接下來的畫面是，他們會回答我說：「你國語講得不錯喔，那你知道中華民國總統是誰嗎？」而就算我回答得出來，可能還是得請人來保釋我。所以我決定，還是換個沒人坐的角落，裝睡，避免引起別人注意。

原來，躲警察是這樣的感覺，只是我是真的誠心希望他們不要注意到我，我並不是怕解釋，我是累了，我只想趕快回家。

Ps.最後到了嘉義高鐵站，雖然也晚了，我還是叫家人來接，因為我也不想跟計程車司機解釋這一切了…  >__<